“救命藥”價格成不能承受之重 誰來托底？

近日，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我不是藥神》，將“慢粒性細胞白血病”患者吃不起高價進口藥，只能鋌而走險代購印度仿制藥的無奈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句“誰家還沒有病人”更是戳中觀眾痛點，催人淚下。

　　與此同時，一系列問題也被再次拋了出來：明明是救命藥，為什么就成了“索命藥”？為什么中國不可以能像印度一樣生產低價仿制藥？有藥吃不起的悲哀，誰敢保證遇不到，當生命不能承受之疾來臨，誰來為我們托底？

　　 “救命藥”價格高在哪里

　　一切要從“原研藥”說起。原研藥，是指原創性的新藥，需要對成千上萬種化合物層層篩選和嚴格的臨床試驗才得以獲準上市。

　　 “原創性的新藥問世非常艱難，從研發到上市往往需要十幾億，乃至幾十億美元的投入，最終能成功問世的不足10%，目前只有大型跨國制藥企業才有能力研制。”一位前進口藥企員工告訴筆者。

　　正因為艱難，上市的原研藥會有一個專利保護期，一般是20年，期間不允許對該藥進行仿制，以此保證原研藥生產企業及時回收當初投入的成本，并獲取一定的利潤，從而有動力持續投入其他原研藥的研發生產。

　　我國為什么不能像印度一樣強仿？

　　 “強仿”，是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允許在特殊情況對專利所有權進行限制。業內專家莊一強曾表示，強仿針對的藥必須具有疾病的外部性，即此病會影響傳播給別人，比如SARS。其次，針對的是極度貧困的國家。

　　印度是貧窮國家，為保護本國患者充分享有仿制藥，印度會從國家層面與國外藥企大公司交涉強仿。而且印度此前并不承認藥品專利，直到2005年加入WTO，才開始恢復藥品專利保護。

　　中國的尷尬之處在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承認知識產權保護，而且強仿在中國行不通。但同時，我們在社會保障方面不如發達國家那么完善。

　　今年5月1日起，包括抗癌藥在內的28項進口藥實現零關稅，使我國實際進口的全部抗癌藥都實現了零關稅。

　　同時減按3%征收進口環節增值稅，而此前中國對于進口藥的增值稅普遍在17%左右。相比于占比3%-6%的關稅，增值稅的大幅下調對于藥品價格的影響會更加明顯。

　　政府出面談判殺價進醫保

　　從藥企看，不論是專利期還是非專利期藥，并非沒有降價的空間。

　　一方面，中國是人口大國，癌癥發病率接近世界水平，但死亡率高于世界水平，對癌癥藥有著極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一旦過了專利期，高價進口藥就會出現斷崖式降價。

　　以一個超級大國的醫保采購為后盾，以國家的名義出面談判，殺價勢在必行。

　　2015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國家衛生計生委等16個部委（局）建立了藥品價格談判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組織專家全面梳理國內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狀況，結合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藥需求，遴選確定首批談判藥品，成立談判小組，制定談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和完善談判和監督工作機制。

　　據悉，首批談判的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價格均被腰斬，甚至更多。

　　《我不是藥神》的上映，也起到了一定的倒逼作用，一批知名國際藥企開始主動降價。就在電影上映當天的7月5日，北京市發布通知，輝瑞和西安楊森等公司已能通過北京市藥品陽光采購自主降價功能，主動申請降低了部分藥品供貨價格。

　　公益+藥企，幫扶困難群體

　　事實上，一些藥企往往都會在新藥上市的時候，聯合一些公益組織開展援助項目。

　　當年格列衛上市時，諾華對非低保患者施行3+9的“共助計劃”——患者自費承擔前3個月藥費，后9個月免費領取藥品。進入醫保之前，“格列衛”每月藥費大幅降低至約6000元，在納入醫保之后，相關援助項目也未中斷。

　　不止是癌癥，針對其他一些難治的重癥，跨國藥企也會針對低保患者開展特別的幫扶計劃。今年初，由中國初級衛生保健基金會發起，知名藥企吉利德科學支持的“上下求索，治愈丙肝”——丙肝患者援助項目正式啟動。據悉，該項目由吉利德科學無償提供其研制的藥品索華迪，初保基金會負責運作實施。整個項目捐贈總額預計超過兩億元。援助范圍將覆蓋全國 51 個城市的 224 家醫院，首批 4000 多名丙肝患者將有望獲得藥物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藥企，已經有越來愈多的醫療相關主體陸續參與到患者幫扶項目。例如吉利德進入中國市場后，選擇了醫生平臺醫聯作為戰略合作伙伴，在“上下求索，治愈丙肝”中，藥企、公益組織和互聯網醫療企業合力，為經濟困難尤其是邊遠地區的丙肝患者解決就醫難的問題，同時降低他們的支付壓力。

　　提高藥品研發能力是根本

　　在電影熱映的同時，輿論也在不斷拷問我國制藥產業的研發能力，如同中美貿易戰中反映的“芯片之困”，沒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最終都無法改變被動局面。

　　無論是創新藥，還是仿制藥，提高研發能力是根本手段，而政策是第一推動力。

　　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由國務院、衛計委、食藥監、人社部、發改委、工信部等部門參與發布的醫藥政策文件共計400余份，遠超往年。文件內容涉及臨床試驗管理、新藥審評審批改革、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為促進創新藥物研發和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滿足公眾臨床用藥需求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2018年6月22日國新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焦紅表示，在鼓勵藥品創新的同時，也要激勵藥品仿制。

　　另外，醫療大數據將在臨床診斷、遠程監控、藥品研發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2017年，為了落實黨中央“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及“推進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的精神，落實國務院辦公廳47號文件要求，國家成立了三支醫療大數據國家隊，分別由中國移動、中科院、中國電子牽頭。其中，中電的動作最快，當年12月即與醫聯達成戰略合作，為醫藥研發領域的數據分析、醫療數據在單病種領域的應用服務以及以區域為單位的HMO項目助力。醫療大數據同樣可以在商業保險中發揮重要作用，比如新險種的開發，理賠核保等，解決患者多元化的支付手段。

　　電影有落幕，而中國深化醫療改革之路還在進行。盡管任重道遠，但在政府、商保企業、公益組織、醫藥企業、互聯網醫療企業等各類主體機構的共同努力下，電影中“有藥吃不起”的悲涼將不再出現，一切如電影里的那句臺詞“我相信今后會越來越好的”。

　　生死邊緣，有人為我們托底！